【LIFE健康】在迈入工业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有时候不是技术达不到，而是我们还不掌握运用这些科学技术的人文智慧和管理智慧。正因如此，在现有的医疗服务体系中，中国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不得不去寻找，对病人而言性命攸关的信息数据。

将移动技术、物联网技术、远程技术引入临床应用，通过系统的无缝连接，实现数据的无障碍流通，使智慧的机器互联、人机互联、人人相通，提升医生工作效率，并帮助偏远地区及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高医疗质量，扩大医疗资源的覆盖范围，提高医疗可及性……这些想法已不再是空中楼阁，工业互联网技术已逐步将其变为现实。但通途之上，壁垒何其多，“倒逼”是一种无奈之举。

医生还在追数据？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杉院长

正常人的气道在睡眠时会变窄，但大多数人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只有当气道狭窄到一定程度时，才会打鼾；而当气道窄到一定程度，甚至整个关闭时，就会出现呼吸暂停的状况，即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下简称，OSA），并可能因此对生命造成危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杉院长在“‘工业互联网时代的医疗关爱’高峰论坛”上讲述的故事，促人深思。4%的中国人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于很多OSA患者而言，现在还都需要在拥挤的医院病房，获得一张床位，睡上一晚，为的就是能够在医院的医疗仪器监控之下，获得一晚的睡眠数据，以了解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医生好以此为依据，确诊病人的病情，对症下药。

但这样的做法，其实可被替代，病人无须在医院睡一晚，而是遵医嘱，佩戴相应的监测设备，通过无线，在自己家里获得监测数据，而这些数据，还能够实时传送回医院。可穿戴设备，在实景医学环境中，从技术上讲，已经可以用来诊断和治疗疾病了。“这就是工业互联网对医疗的关爱，已经可以普惠大众，但目前还是个美丽的愿景，为什么？”

有技术却不使用？

“真正的信息化实现时，去十家医院看病，不用带十本病历，凭借身份证输一个密码，就可以将信息全部调取出来。”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也谈到，“医院搞信息化，如不将信息共享，仍是孤岛。”

廖新波以“群雄崛起、各自为战”来概括国内医院搞医疗信息化的局面。首先，各医院采用的信息化系统五花八门，应用互不对接，信息无法流通。“广东曾有五家医院举办过预约挂号系统的开展仪式，但每家使用的都不相同。”

其次，目前医院主要将信息化手段用于替代技术含量低的重复性劳动，如查房、药品管理、数据录入、文献管理等。这种信息化程度仅限于单个医院内部，对患者而言意义不大。“患者需要的是治疗的连续性，在一家医院治疗过后去另外一家，前后信息要能连接上，不用重复检查。”

我国医疗资源极其匮乏，但在使用中又极其浪费。对于医疗信息化建设中的问题，在今年的“哈佛研究生中国卫生考察团汇报会”上，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段成卉也曾发表过意见，“不用神秘化技术，关键是投入利用效能如何？现在绝大部分是八车道上常年只开着一辆车的问题，而且还是一辆小QQ车。”

“多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给各级医院配备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发展医疗信息系统。但一些医院的医疗设备长期闲置已不足为奇，虽然很多医院上马了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但大多数只停留在为挂号、收费等流程服务的阶段，以满足医疗业务管理为主。”段成卉直言。

推倒医院围墙还是难联通？

从八年前开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政府的支持下，“推倒”医院的围墙，深根细作信息化，但时至今日，仍然在唱“独角戏”。

从医院管理上讲，我们是第一个把医院的业务流、数据流、财务流一体化的医院，截至目前，可以说在北大人民医院没有信息孤岛。王杉告诉LIFE健康记者，支持来自于政府，但同样，挑战也来自于政府。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强制性的医疗信息化标准。

医院内的孤岛消除了，但北大人民医院自己却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孤岛。

“没有强制性医疗信息化标准，没有互联。医院和医院之间标准不一样，就连不起来。八年信息化建设，我们打破了自己医院的围墙，也开始着手做上了home care，但我只能在自己医院做，很多技术的事情，不该是我医院在做的，我也做了。”王杉说得很无奈。

↑GE医疗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

体制壁垒难以逾越，生态链也很重要，在工业互联网时代所遇到的挑战是观念和政策，我们或许需要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有合力。对于王杉院长的无奈，GE医疗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告诉LIFE健康记者，远程医疗不是一家三甲医院能做成的。这里面的收费怎么来解决，利益分配怎么解决，人员安排怎么解决，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GE的解决方案里。因此，要真正的把远程医疗提供给用户并要落地的话，GE可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帮助医院在流程上面去规划，但是人员规划，收费标准是要政府和医院，要整个生态去做的，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挑战。GE能够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但需要通过政府建立生态链，大家共同铸合力。

医院自己“推倒了围墙”，企业也表态有实力、有动力，还是连不上，难点到底在哪里？

倒逼政策，政府想听大实话

构建智慧医疗是在2013年由卫计委提出来的。卫计委的设想是，互联网将能够突破医院资源，数据分享，改变并大幅度优化医疗健康服务。通过基层医生资源、知识资源、视频沟通资源和机器的应用，医疗产业架构的核心将转移到互联网云平台上，未来的大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要彻底颠覆整个医疗科研的模式。互联网医疗将使得用户通过案例数据，让自诊断都成为可能，会改变医疗条件不均的情况。通过互联网的远程健康医疗，网民在家里就可以检查，有无线健康检测设施，随时监测日常的健康情况。

对于目前遇到的问题，廖新波有自己的观点，他建议，要从顶层设计来推进，打破藩篱，实现联通。首先，上层要达成一致，其次是政策上要统一。如何保障采集到的信息完整而准确，如何保障数据不可复制和修改，需要对统计进行立法，对分析建立标准，对运行采取监管。

时至今日，挂号难看病难还困扰着相当多中国人，看病找熟人已成为定势。“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健全体系！”王杉谈到，设计合理的流程机制不难，难的是习惯的改变、利益关系的触碰。

“据我了解，现在咱们有医疗信息化供应商至少600多家，我们医院改造前就有30多家供应商来接洽。国家投钱，希望助推医疗服务体系的改变，但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平台，你想连，先动哪一个？很多医院连内部共享都达不到，现在又要和别的医院去共享，和工业去共享？我想，信息化是大政府才能做的，小政府做不了。”王杉说，如果医院和供应商之间只是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的话，这件事做起来真的很难，事倍功半。必须是合作，大家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实现信息化的本土化。

任何医疗的改革发展中，它的主力军是医生，尤其是骨干医生。他们的利益如何保护，如何得到提高，将和每一步的改革密切相关。北京协和医学院袁钟教授告诉LIFE健康记者，“说重点就是，顺者昌，逆者亡”。医生们往往是嘴上不说，心里在想，实际在做，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要学会尊重他们，了解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王杉院长搞医疗信息化还是个案。他拥有一个天然有力的合作伙伴（北大方正），而且他还是一个较强势的院长，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志，谱写这个成功案例，但这不是大多数医院都能做得到的。”

除了获得院内医生的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陈宝国教授告诉LIFE健康记者，医疗信息化带来的这么多大数据，是对人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的数据，这样的推进，还需要第三方的服务支持，以推进这样的服务的专业化、标准化、模块化。

如何让机器更智慧，指导医生提高临床效率？对此，段小缨也有思考，“大量数据在医院存在了，如何把它们激活，如何参与临床；基层医院如何利用信息化提高基层医生的软实力？我们需要有愿景，需要去尝试，突破体质，去做示范！”

在工业互联网这个时代，生态链很重要，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观念的改变，因为原先是一个封闭的，医院就做医院，厂商做厂商的，政策可能是指导性的，变成了开放的体系。GE医疗今年在医疗体系中做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对用户的移动医疗。第二个是大数据分析，通过智能分析，如何帮助我们的用户解决一些问题。第三个可能是给一些服务平台。段小缨说：“作为GE来讲，我们是一个集成体。光是解决方案还是一个简单的，更多是涉及到它最终落地。”

“不是王杉太急，是我们太慢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信息办副主任高燕婕非常理解王杉院长的提问，她告诉LIFE健康记者，“王杉院长的声音，希望部里的人能够听到。王杉院长反映的问题，包括医院信息系统的规范问题，缺乏标准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在做了。前几年，原国家卫生部出台了《医院信息化规范》，这个规范在制定的时候就是围绕着临床、管理、法律和病人的需求来做的，有一些没有标准或者说有一些标准跟医院的实际情况不太相符，亟需根据实际情况和现有需求来制定，也希望参照要解决的问题来制定。”

工业互联网之所以加上工业两个字，体现了它的厚度，工业互联网的目标或者应用不该仅仅是一个上网信息的传输，不该仅仅是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应该是整个互联网水平达到一个基本的应用水平。█